当地时间2026年5月28日，美国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披露，美国司法部正在审查女作家卡罗尔案相关诉讼资金问题，重点涉及她是否曾在宣誓证词中隐瞒外部资金支持。
三年多前，2023年5月9日，纽约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特朗普需对卡罗尔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遭受的性侵承担法律责任，并赔偿500万美元。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有前总统因性侵指控在民事层面被判承担法律责任。
“永远不要忘记5月9日。特朗普是可以被打败的，特朗普是可以被击垮的，特朗普并非不可战胜。”一年后，卡罗尔在社交平台X上写道，并长期将这条动态置顶。
如今，这场持续多年的法律与政治争议，又生变数。
美国女作家卡罗尔（2023年5月）图/视觉中国
漫长的诉讼
在因这起案件成为全美焦点之前，卡罗尔原本是美国媒体圈颇具知名度的专栏作家。美国知名女性杂志Elle的“Ask E. Jean”情感专栏，是美国出版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情感建议专栏之一。卡罗尔曾主持这个名专栏长达26年，并凭借大胆、辛辣、带有戏谑感的写作风格，长期活跃于纽约媒体与名流社交圈。
2019年，卡罗尔在回忆录《我们还需要男人吗：一个温和的提议》中，首次公开指控特朗普曾于1995年或1996年，在纽约高级百货公司博格多夫·古德曼一试衣间内对其实施性侵。
卡罗尔后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由于担心彼时已是知名地产商与赌场业主的特朗普进行报复，她一直犹豫是否公开此事。尽管当年曾向朋友提及相关遭遇，但始终没有正式发声。
真正推动她最终站出来的，是后来席卷美国社会的#MeToo运动。2017年，好莱坞制片人哈维·韦恩斯坦性侵丑闻曝光后，美国社会掀起大规模女性公开控诉浪潮。“Believe Women（相信女性）”逐渐成为自由派舆论的重要口号，强调社会应认真倾听女性受害者的讲述。因此，对许多支持者而言，卡罗尔起诉特朗普，早已不只是一场普通民事诉讼，更被赋予了“女性受害者挑战政治权贵”的象征意义。
不过，特朗普始终否认相关指控。2019年，特朗普公开表示卡罗尔“不是他喜欢的类型”，并指责她为了推销新书“编造故事”。而在后来的宣誓证词中，当律师向特朗普出示一张两人多年前同场活动的照片时，特朗普一度误将照片中的卡罗尔认成自己的前妻玛拉·梅普尔斯。
2023年，纽约陪审团裁定特朗普对卡罗尔实施性侵并构成诽谤，赔偿500万美元。2024年，另一陪审团再次裁定，特朗普因持续攻击卡罗尔名誉，还需额外支付8330万美元赔偿。
特朗普随后持续提出上诉。目前，他已请求美国最高法院推翻2023年的判决，并表示也将继续上诉2024年的诽谤案裁决。
就在今年4月，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驳回了特朗普要求全体法官重新审理案件的请求。根据美联社与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最高法院决定是否受理上诉前，特朗普暂时无须支付相关赔偿金。
长期争议
而真正让这些长期停留在名人八卦与娱乐新闻中的争议，首次全面演变为席卷全美的政治与舆论风暴的，则是特朗普首次竞选总统期间曝光的“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录音事件。
2016年10月，《华盛顿邮报》公开了一段特朗普2005年录制《走进好莱坞》节目时的后台录音。录音中，特朗普向主持人比利·布什炫耀称：“当你是明星时，你可以对女人做任何事。”
这段涉及“强行触碰女性”的言论迅速引发巨大争议，也成为特朗普竞选期间最严重的舆论危机之一。录音曝光后，多名女性陆续公开指控特朗普曾对其进行骚扰或猥亵。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长期陷于婚外情与“封口费”争议。艺名“风暴丹尼尔斯”的成人电影艳星史蒂芬妮·克利福德与前《花花公子》模特凯伦·麦克杜格尔均声称曾与特朗普发生婚外情，并在2016年大选前夕遭到“封口费”安排。其中，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向丹尼尔斯支付13万美元“封口费”一事，最终演变为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针对特朗普商业记录的刑事案件。2024年，特朗普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遭刑事定罪的前总统。
不过，特朗普否认所有相关指控，多次将这些女性称为“骗子”“政治操作者”，并指责民主党联手媒体与司法体系对其进行政治迫害。
潜在调查？
目前，美国司法部调查的核心问题，并非卡罗尔当年的性侵指控本身，而是她是否在诉讼过程中，就资金来源问题作出虚假陈述。
据多家媒体披露，卡罗尔曾在2022年的一段录像证词中表示，没有外部人士资助自己的诉讼。但在正式审判开始前两周，卡罗尔的律师又向法官和特朗普律师团队披露，硅谷企业家、领英联合创始人、民主党重要捐助者里德·霍夫曼曾通过一家非营利组织，帮助承担卡罗尔部分法律费用。
不过，卡罗尔律师强调，卡罗尔本人从未直接参与相关资助安排，也不了解具体资金运作。这一说法后来得到法院部分认可。
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2024年的裁定中写道，卡罗尔“合理地表示自己已忘记相关有限外部资助”，而后续新增证据“并未显示相反情况”。主审法官刘易斯·卡普兰当时也表示，他认为卡罗尔“可能只是遗忘了相关细节”，并未发现其存在明确欺骗行为。
但特朗普阵营则持续质疑卡罗尔证词可信性。“没有目击证人，没有视频证据，也没有警方报告或调查。”特朗普团队在提交给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诉文件中强调，卡罗尔是在特朗普成为总统后出于政治目的提出虚假指控，以最大程度对其造成政治伤害并从中获利。
目前，多家美国媒体援引匿名人士消息称，美国司法部高层已将与卡罗尔案相关事项移交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处理。由于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曾担任特朗普私人律师，因此他已主动回避此案。
外界普遍认为，芝加哥方面之所以介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曾为卡罗尔部分诉讼费用提供支持的霍夫曼关联非营利组织“美国未来共和国”正位于当地。
据媒体报道，这项调查由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安德鲁·布特罗斯方面推动。不过，在相关消息持续发酵后，布特罗斯随后公开否认其办公室曾针对卡罗尔本人展开刑事调查。
“鉴于近期围绕卡罗尔事件的广泛报道，以及媒体和公众的高度关注，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可以确认：我们并未对卡罗尔启动刑事调查，而且过去也从未启动过相关调查。”布特罗斯在声明中表示。
但即便布特罗斯出面澄清，仍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相关调查实际上依然存在，只是目前外界尚不清楚具体调查范围。
布特罗斯于2025年由特朗普政府任命为伊利诺伊州北区联邦检察官。在其领导下，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近来接连在多起高调案件中受挫，包括针对反移民执法抗议者的案件被撤销，以及部分起诉遭大陪审团否决。
2026年5月下旬，伊利诺伊州联邦地区法官阿普丽尔·佩里还曾在法庭上公开训诫布特罗斯，认定其办公室检察官在大陪审团程序中存在不当行为，并罕见称检方“破坏了法院对政府律师的信任”。
曾任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副主管的律师克里斯托弗·帕伦特也公开表示，担心布特罗斯“愿意牺牲整个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的公信力，以服务特朗普的政治目标”。
“特朗普正在利用司法部的权力打击政治对手，现在，他又变本加厉地将矛头指向卡罗尔，这位曾成功起诉他性侵的女性。”民主党籍参议员亚当·希夫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谴责称，这种做法是对法律的卑劣践踏。
发于总第1238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特朗普和卡罗尔的漫长诉讼
作者：殷晨浠
编辑：徐方清
延伸阅读
“我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
2025年4月11日，谢家振在社交平台留下近千字遗书后离世，年仅33岁。此时距离他的妻子黄汶雯去世，整四个月。
在这四个月里，谢家振每日为亡妻上香、摆碗筷、带着照片旅行。他每周去岳母林玲（化名）家一两次，吃饭、聊天，一切如常。直到他去世的那个周五晚上，林玲因去广州办事，未像往常一样叫他来家里吃饭。
当晚近12点，网友顺着谢家振的社交账号找到林玲的儿子，儿子告诉她：“好像谢家振要出事了。”她立刻打电话，没人接。报警后，警察很快赶到，告诉她：“你的女婿已经走了。”
“我完全看不出他有这种症状，”林玲说，“我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我的女儿走，我知道原因，她也有多次这种行为。但谢家振走，我真的不敢想象。”
2026年1月8日，谢家振与黄汶雯合葬于深圳一墓地。
在此之前，黄汶雯的生命在26岁时戛然而止。2024年12月11日下午，她还在和母亲讨论周末游玩的行程。几个小时后，她服用过量药物，送医抢救无效。而在这一切背后，是一个从七八岁开始、被隐瞒了十几年的秘密。
创伤的根源：一个保守了十几年的秘密
黄汶雯1998年4月5日出生于广东潮汕地区。在母亲林玲的记忆中，她小学时是“年级的前三名，不是班级的前三名”，学习上从来不用母亲操心。
变化发生在初中。林玲回忆，女儿上了初中后，“早上9点10点老师就打电话说她不舒服，就要把她接回来”。起初林玲以为这是青春期叛逆，“这个学校不行就重新又给她找一个学校，换个环境”。但情况没有好转。14岁那年，黄汶雯在深圳一医院被诊断为重度抑郁。2018年，诊断从抑郁症转为双相情感障碍，那一年她第一次出现自杀行为。此后多年，她多次企图结束生命，每一次都被抢救回来。
“她一般都是用药，”林玲说，“要么自己去药店买一些药藏起来，要么拿我的房间钥匙去拿我的药。想尽办法。”
转折发生在2022年的某个夜晚。在又一次自杀被抢救后，林玲跟女儿摊开了说：“你死之前必须跟我有个交代，不然我也死，我也没办法做人了。”那天晚上，母女俩聊了很久，最后女儿“哭得撕心裂肺，又呕又吐”，说出了那个秘密：七八岁时，她被家中一位男性亲戚性侵。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部教授陈光辉在接受新黄河采访时表示：“被性侵在大多数文化环境中都是兼具伤害、羞耻以及隐私性的事件，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通常是保持沉默。只有到个体内心足够强大或严重危及生命时，受害者才会愿意披露出来。”他进一步分析，童年期不敢说的心理机制包括：创伤性恐惧与威胁内化；认知不成熟，低龄儿童分不清爱抚与侵害的区别；依恋绑架与愧疚感，受害后会自责“是我做错事”；信任崩塌，潜意识认定说了没人信；以及解离心理防御，大脑自动割裂痛苦记忆。
林玲得知真相后的反应印证了这一分析。“说实在的，当时也想到这个事情对汶雯不好，也不敢张扬。”她没有报案，选择自己开导女儿。在母亲的宽慰下，黄汶雯的状况似乎有了好转，开始愿意走出家门，经人介绍认识了谢家振。
事实上，林玲此前并非完全没有察觉。2013年，两家人把房子买在一起，在同一栋楼的A、B座。黄汶雯曾问母亲：“为什么你买房子就要跟他买一起？挨那么近干吗？讨厌死了。”毕业后，那个男人三天两头来家里吃饭喝茶，黄汶雯总是躲进房间。她对母亲说过：“以后不要老叫他们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但每次林玲问为什么，女儿都是沉默。
图为结婚照
迟来的报案：婚姻、复发与未立案
2024年2月24日，元宵节，黄汶雯与谢家振在深圳领证结婚。谢家振比黄汶雯大七岁。据林玲讲述，谢家振在大学时遭遇家道中落，此后的学费和生活费都靠自己打工挣得。“给我的印象这个人就是一个比较老实的人，也有点文凭。”
婚后，谢家振对黄汶雯的照顾林玲看在眼里。2024年国庆去北京旅行，女婿帮女儿收拾护肤品、洗脸巾、面膜等所有物品。家里养了四只猫，都是黄汶雯要养的，三只养在谢家振那里。
然而童年的创伤并未因婚姻愈合。2024年6月，谢家振发现妻子在夫妻生活方面出现应激反应和恐惧。追问之下，黄汶雯痛哭失声，说出了童年被性侵的经历。这是事发十几年来，这个家庭第一次试图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帮助。
然而，报案后没能立案。所属地警方出具的不予立案通知书上载明：“提出控告的黄汶雯被猥亵儿童”经审查，“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林玲说，所属地警方通知“那男的”去录口供后，对方结束后打电话给她，“他说有人去举报他，举报他20年前的事”。林玲反问：“那你有没有？”对方避而不答。更让林玲难以接受的是，对方一家随后指责她们是“敲诈勒索”，两家的关系彻底破裂。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警方给出无法证实有犯罪事实发生的理由，不立案不在于时间久远，而在于证据。在嫌疑人拒不供述的情况下，在案证据只有黄汶雯生前的陈述，缺乏生物物证、目击证人证言、案发后的即时报案记录等客观证据与之相互印证，导致证据链无法闭合，难以达到刑事立案所需的证明标准。
“以前没崩，因为以前我没说出来。我只是自己心里有恨。”林玲说，“我千辛万苦生个孩子，养个孩子，像花朵一样刚开花。”
疾病的链条：童年创伤如何催生精神疾病
报案未果后，黄汶雯的病情再度恶化。“本来就抑郁，二次创伤，一系列都来了。”林玲回忆，女儿乳房结节暴发脓肿，身体症状接连出现。
2024年12月11日，看似平常的一天。下午四点多林玲出门，五点来钟黄汶雯还发信息问母亲周末去汕头的行程，12月28日还要去泰国，机票酒店都已订好。晚上七点多，林玲看到女儿发来的信息：“妈，我要走了。”她立刻让儿子赶回家，发现房门锁着，撬开门后黄汶雯已陷入深度昏迷。她服用了过量的安眠类药物，送医后经抢救无效去世。
从14岁确诊重度抑郁，到后来转为双相情感障碍，再到26岁离世，黄汶雯的精神疾病与童年性侵经历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联？陈光辉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分析。
在神经生理层面，“童年的重大创伤会扰乱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引发皮质醇长期异常分泌，损伤情绪调控脑区，血清素、多巴胺、谷氨酸递质紊乱，先天埋下情绪失控的病理基础，极易诱发重度抑郁，进而演化成双相情感障碍。”在心理认知层面，“性侵带来强烈羞耻、自卑、绝望、安全感彻底崩塌，长期自我否定、创伤闪回、人际恐惧，持续负性思维反复催生抑郁发作。创伤积压引发情绪极端代偿，逐步发展为双相情绪两极波动。”
四个月的告别：未被识别的延长哀伤障碍
妻子的离世对谢家振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在那封由其弟弟发布的遗书中，谢家振记录了最后时光。2024年12月11日凌晨，他在太平间为妻子穿好衣服，“我跟师傅说，你要轻一点，不要把她弄疼了，她很怕痛的。”
此后四个月，他每日为亡妻上香、摆碗筷和照片吃饭，不舍丢弃任何遗物。2025年初，他带妻子照片赴泰国完成两人原定旅行。从泰国回来后，仍每周去岳母家一两次。林玲回忆：“也看不出什么异常。”
林玲劝过他向前看：“你还年轻，如果有合适的可以谈恋爱。我女儿都走了，你们的缘分浅，没办法。”谢家振没有抗拒也没有接受，只是继续每周来吃饭聊天，不提妻子，一如往常。
4月11日周五，林玲因去广州便没有叫他来家吃饭。当晚谢家振写下近千字绝笔信：“上个月我特意去了趟精神科，我的目的也并不是治疗，我只希望我的亲人能更容易接受今天的结果。”“我的确累了，我想好好休息了，我要结束的并不是生命而是痛苦。”“老婆，之前每周你都会跟我说‘你要过来接我’，这一次我也想对你说：‘你也要记得来接我。’”……
谢家振写下近千字绝笔信
谢家振去世后，网络舆论将其称为“当代梁山伯”。对此陈光辉认为，这种浪漫化叙事弊远大于利：“一是把病理性哀伤、情绪障碍美化成忠贞爱情，掩盖心理危机的病理属性；二是误导大众认知，让公众觉得为爱赴死凄美动人，淡化自杀风险警示；三是转嫁核心焦点，忽略女方童年性侵创伤引发的共病悲剧，以及男方急性病理性哀伤未被及时干预的危机；四是消解心理求助价值，弱化‘痛苦可以医治、生命值得挽留’的观念。”
“被留下的人”：愧疚、呼救与多重追问
女儿去世后，林玲最担心的一直是谢家振。她让他来家里住，“不要一个人老待在家里，要多去有人多的地方活动”。
直到4月11日那个周五晚上，等来的是他的死讯。林玲觉得自己愧对谢家：“如果不是因为我女儿被那个男人这么害的话，我的女婿也不用赔上一条性命。”但她紧接着又说：“我的女儿也是受害者。她七八岁的时候，懂什么呢？”
如今林玲独自面对巨大空洞，自己也被诊断为抑郁、焦虑，她尝试将女儿的遭遇发布到网络上，“晚上都是睡剩下两三个小时”。家里留着女儿的四只猫，“我倒下去的话，这些猫怎么办？”她说自己之所以愿意接受采访，只有一个心愿：让未来的孩子和家长都知道怎么面对这样的事。“孩子小时候受了伤害，要立马跟家人说，不能自己憋着。长大了有羞耻心，更不敢说。”她说她们这一代人，“70后的，都没有这个知识”，又补了一句：“男孩也要多注意。”
事件被曝光后，有人提出了多重追问：一个有十余年精神疾病史、童年遭严重创伤的年轻女性，社会系统是否有效承接？一个失去挚爱后陷入延长哀伤障碍的丈夫，他的痛苦是否被真正看见？一个先后失去女儿和女婿的母亲，她的愧疚与呼救又该如何安放？
陈光辉指出，童年性侵受害者的救助需要多系统联动：“强制报告制度真正落地；建立一站式取证和心理援助机制；加强对亲属性侵的预防和惩治；消除社会偏见，让受害者敢于求助。”关于丧亲者早期干预，他建议：“高危人群主动追踪，建立定期随访机制；提升公众心理健康素养，让更多人认识延长哀伤障碍；建立便捷可及的心理援助渠道。”
2025年春节，林玲去了谢家拜年。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谁都没提那两个名字。“但是大家心里都是知道的。”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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